The Editorial Team
作为靳以之女和当年的“文坛千金”，章小东一生中被贴上过很多标签。可在这层层包裹之下隐藏着的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小东”。她是中国60年代动荡时期中受家庭影响的一个懵懂小女孩；她也是80年代刚到美国的一位不知所措的年轻妈妈；而如今她更是一位对当年文坛有着亲身经历并敢在资本面前披露真相的前辈。这期采访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章小东女士来聊聊她和华语文坛的那些事儿。
1. 您在2014年创作了《尺素集》一书。书中一共包括21封您给文学前辈写的私信。您从自己的视角纪录了当时和许多文学大家的对话。是出于什么原因使您在多年后写这么一本回忆录？近十年过后现在再提起这部作品您有什么感想？
我一共出版过五本小说，而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书了。写前面几本时都感觉没有写这本书时老练。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因为最开始在《南方日报》上面看到有人写关于民国时期老艺术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讲他们好话的，但我知道这些不是全部的事实。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普通人能看到这些所谓高不可及的文学大家们更真实的一面。
2. 您父亲与巴金是极其要好的挚友。您印象当中的巴金是怎么样的？
就好比他们被一层层华丽的衣服所包裹，而我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衣服脱掉。 2014年正好中国国内在开关于端木蕻良的研讨会。孔老师作为九十年代最开始研究端木蕻良的学者之一受邀回中国参加。但我一直都不喜欢端木蕻良因为觉得他很假。端木蕻良自己说他与萧红结婚时胡风与其夫人受邀出席婚礼，但我后来作为记者电话采访胡风夫人梅志她却说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在孔老师回中国开会的同时我就把这些关于端木蕻良的事寄给南方周末了。
巴金不是一个很好讲话的人。他讲四川话的。我一个上海人听四川话听不太懂所以不怎么和他说话。巴金文革时被抄家了，后来他所有的书全部被封起来了，不敢拿。后来用来封书柜的胶被虫子吃了，书柜自然也就可以打开了。他偶尔偷几本书出来给我读，其中几乎都是俄国文学，因为那个时候俄语时髦。到很后来大家才都去学英语。他给过我的几本书包括一些俄文经典像《安娜·卡列尼娜》，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读俄文专业学习很好。
3. 您童年所处的环境和远渡美国后的生活环境想必差异很大，可以和我们聊聊您现在对童年环境的回忆?
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因为父亲在民国时期教职的原因后面一直有受牵连。 66年67年对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两年。我的姨妈是当时从美国留学不久正在沪江大学教书。她在67年被斗死了。那年我11岁。我干妈是巴金的夫人。她挡在巴金前面最后胳膊底下被打出一块一块灰色淋巴。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切。那段时期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主要都是我的亲人和朋友。现在回忆起来都是极其痛苦的回忆。不是很愿意提了。
我当时在学校里也遭到很多人的排挤，因为当时在学校班里所有人都是红卫兵，但我拒绝加入红卫兵和青年团。后来学校里有位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一直护着我这才没有被人人唾弃。
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我就报考了复旦，但是因为上中学时没有服从分配所以不让进复旦。最后只能去上海师范学院读俄语。
再没过多久后就和孔老师结婚了。后来对师范学院还是不满意，所以在一家报社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又报考了复旦，最后进了复旦新闻系。读完书后在中国社科院附属的一个出版社做编辑。儿子这时已经有一岁半了，而孔老师也去美国读博了。后来没过多久我也携儿子去美国了。
到美国以后就一直打杂工。最开始的几年非常忙碌，什么都做，经常被打工餐馆里的台湾老板骂。当时英语不好就从骂人学英语。我一直觉得我第一个英语老师是当地开长途汽车的一位黑人女司机。她看我可怜所以经常在车上教我些简单的英语。后来继续听餐馆老板骂人也就又多多少少学会了些。
4. 您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有什么不一样？
“文革”真的是改变了中国华语文坛。 “文革”之前文坛中有很多流派类似民国时候的什么新感觉派啊，但是文革以后的作家几乎都是写关于60、70年代的那一段经历。本来文学是一样的，但文革把人完全改变了。以前觉得爸爸写的东西很美，现在觉得很辛辣。后来看到余华写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基于小时候遭遇的痛苦。
5. 您说过和莫言交际不少的。有没有什么关于莫言的趣事儿？
在拿诺贝尔奖之前莫言来过我们美国的家几次。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喜欢种地，非得要种我们家院子。我当时就吓唬他说这地是学校的不能破坏，这他才肯罢休。他拿到诺贝尔奖之后我们回过一次中国去了一趟他在农村的家。我当时很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很苦。家里所有房子都是用土堆出来的没有任何是砖砌的。当时我就知道莫言是从这种环境走出来的了。莫言后来和我说他初中时哥哥每次从城里回来都会带好多册《收获》给他。这也是为什么《收获》对他后来的写作生涯起到了不小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