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ditorial Team
高原教授 (Kevin Gao)现为索思摩大学中文组访问助理教授。其研究领域涵盖电影与媒体研究、基础设施研究以及环境人文学。高原教授本学期在索思摩开设的课程包括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及Chinese and Sinophone Cinemas。
采访编辑｜孙瀚铎 (Handuo Sun) ’26
一、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始：现代文学为何强调“人的内在真相”
孙瀚铎：在您为四年级中文课学生文章撰写的《前言》中，您开篇引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并提到“现代文学的本质在于寻找人以及人的内在真相”。为什么这个观点对您如此重要？此外，作为21世纪的中文学生或文学创作者，我们应如何理解并捕捉这一点？在这一过程中，当代媒体环境又有什么影响？
高原：我第一次接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那时读得是一知半解，但它仍然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这代人——90年代出生、在中国受教育的人——语文教育非常偏向现实主义文学（Realism），尤其是现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被文学创作者当作标杆来看待。虽然那时并不真正懂“现实主义”是什么，但已经有些厌倦了。接触到伍尔夫后，我突然发现她所代表的现代派（Modernism）的写作手法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现代派强调的是内心真实，而并非外在真实或者外在世界的呈现。这与整个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知识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人的内心”上的关注，例如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乍一看会有种“messiness”。这种体系强调的是所谓的真相不在制度、政治或社会结构里，而在人的主观世界里。这样的思想也对近现代西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到中国的语文教育体系，我们很少会去谈现代主义，而更多还是受着五四以来文学参与社会改革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正因如此，当我第一次读到现代派作品时，有一种“跳进兔子洞”（go down the rabbit hole）式的探索欲。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写作方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美学体验。
《灯塔行》- 伍尔夫的现代派代表作 (Image Credit: broadviewpress.com)
高原：那段时间觉得中国文学的道路应该参考西方现代主义，但是后来随着学习加深，我也理解到中国文学有自己的历史脉络，不必照搬西方发展的路径。但不管如何伍尔夫给我留下的影响仍是非常深刻的。而如今在教授四年级中文写作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对内在思想、心理活动的探索，对21世纪的年轻人尤其有共鸣。这当然也与全球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关：在这种经济与文化结构里，“个人”被不断原子化，似乎所有福祉都要靠个人承担。人们的内心世界被无限放大，并形成了一种“茧房”。但同时当我在阅读课上学生们的文章时，哪怕他们在讨论非常个人的这种关系，例如个人与家人的关系，与宠物的关系 与父母的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等，你还是可以看到社会对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行为举止的影响。所以”个人茧房“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塑造的现象，个人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
二、以教师的身份从学生的视角重新审视现当代中文文学
孙瀚铎：在准备四年级中文课与电影课时，您提到重新审视了许多现当代中文文学与华语电影。以教师身份回看这些作品时，有哪些新的感悟？
高原：当我过去这段时间在重新阅读经典时，我是刻意带着美国学生的视角去阅读的。作为老师在美国教授一门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我在找能让学生们比较容易入手的材料是什么？有哪些经验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然后有哪种语言形式比较容易被他们接受？例如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就和现代普通话有不少区别，它是一种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即便是流利中文的华裔学生，对五四文体也常感到陌生，所以是有一定语言门槛的。因此在重温经典时，我需要从他们的角度去筛选适合的文本。我并不是第一次教现当代文学，但过去是在英文班，用英文译本讨论。英文的好处是没有语言隔阂，但坏处是去除了文学语言本身的形式力量。
孙瀚铎：是的，我很赞同。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语言本身也是文学内容的一部分。所以不去用原文学习不仅是沟通上的一种隔阂，而同时也是内容上的缺失。
高原：对的。语言形式本身会影响人们对阅读的体验和理解。例如张爱玲在散文《公寓生活记趣》中写道：“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如果把它简单改成“苦难很长，人生很短”，意义相同，但情绪完全不同：后者像说教式的陈述，而原句更像一声感叹、一个对自己的悄悄话。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力量。
张爱玲（Image Credit: bbc.com)
高原：除此之外这一学期我在课堂上也加入了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部分内容。美国学生几乎没有读过毛泽东的文本，也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原始语境。他开篇所说的“要分清自己人和敌人的革命立场”，这种直白而极具力量的政治语言对学生来说是非常新鲜非常震撼的。虽然和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写作时间只相差一年，但是写作风格却截然不同。在课上，我让学生们去比较两者并寻找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我想要让同学们去探索他们如何在同一时间、同一片土地上，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与思想视角去尝试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现代中国？”从中我也想让同学们感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是闲来阅读的艺术品，而是深度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多声道体系。
三、从“小人物”看见中国社会的巨变
孙瀚铎：听您这样说，我也意识到这些作品虽然风格迥异，但其实都在回应同样的问题。有点像从小人物窥见大时代的传统。这让我想起来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很有名的文学性历史著作《王氏之死》当中是如何通过一个清初山东农村女性的故事来分析当时从衙门体系到税收政策的各种的社会结构。
高原：是的。类似小人物的视角张爱玲在《公寓生活记趣》中也有体现。她当时写到一位上海公寓的开电梯师傅──六十几岁，花白头发。师傅住在那种很小的隔间里，类似于现在社会中的保安亭。但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每天会读报纸、关心国际大事。乍一看我们现在的读者能会觉得师傅就是为普通的老人，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如果他在1940年代六十多岁，那他是晚清出生、受过旧式教育，本应走科举这条人生路径。可是到了40年代，可能因为种种社会的变迁，他却成了开电梯的工人。从这个命运转折的背后其实是能窥探到整个中国社会及政治环境当时的巨大变化，所以张爱玲写的是日常，但日常之中藏着如潮水般的历史。
四、教学中的“哦——！”时刻
孙瀚铎：在过去这个学期，有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高原：最难忘的恐怕是我的电影课。同学们在课堂上学习到对自身原本文学观带来冲击时不断出现的“哦——！”的那种瞬间，总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常将中国电影产业与美国尤其是好莱坞进行比较。我希望学生能看到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也能看清他们习以为常的好莱坞背后的产业逻辑与叙事结构和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历程是有不少区别的，电影产业并非只是局限于好莱坞。当同学们意识到原来电影不是理所当然地“长成那个样子”的时候，那种理解被打开的刹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刻。
